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汉高祖晚年亲征英布，刘濞随驾参战，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屡立战功，让刘邦刮目相看——没想到皇室宗亲里还有这等后起之秀。
平定叛乱后，刘邦决定将吴地（今江苏一带）封给刘濞。但正式册封时，刘邦后悔了：怎么看刘濞怎么觉得他有反相，但天子金口，不能反悔，刘邦就拍着刘濞的后背说，“望气者云：五十年后东南有人造反”，孩子，这不会是你吧？刘濞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连说不敢。
吴国下辖三郡五十三城，经济基础很好。实事求是地说，刘濞这个人不仅会打仗，而且很有治国之才。
清初诗人郭士璟在《茱萸湾》一诗中写道：“曲曲云烟烧旧塘，长堤千载忆吴王。但闻坐引渔盐利，赢得茱萸泛水黄。”
刘濞上任后，东开邗沟，凿通了茱萸湾（今扬州市湾头镇）向东经海陵仓（今泰州市海陵区）到蟠溪（今南通市如皋东陈家湾）的运河。这条运河让吴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刘濞还开铜矿铸钱，和中央政府管辖的铜矿（由邓通主管）并称“吴邓钱布天下”（《史记》）。除了采铜，刘濞还煮盐——两淮盐场，天下闻名。两淮食盐供应天下的局面，就是从刘濞主管吴国后开始的。盐是重要生活资料，汉初煮盐无税，刘濞就大量开发盐业，使得吴国大富。刘濞还造船，吴国所造之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史记》），极大促进了交通业发展。
在刘濞的领导下，吴国经济独霸东南，枚乘曾评论说：“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转粟向西，陆行不绝，水利满河，不如海陵之仓。”（《汉书》）
其他诸侯国虽然比不上吴国，但基本上都是“独立王国”，到了景帝时期，全国54个郡，各诸侯国就占了39个，归西汉中央政府管辖的只有15个郡；在全国277万户、1300万人口中，由中央政府统辖的只有97万户、450万人口，仅是全国户口总数的1/3多一点儿。
更重要的是，这些藩王在各自属国内自颁法令、任免官员、为非作歹，一些诸侯国完全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甚至出现了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叛乱。
削藩和造反其实是两个概念。削藩未必会造反，造反也未必因为削藩，但刘濞的情况在于，晁错削了他的藩，刘濞就果断地造了反。实际上，这之前发生的事情是，晁错说，因为刘濞会造反，所以必须削他的藩。
晁错在《削藩策》中告诉大家：“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这句话听起来气壮山河，但不怎么靠谱。因为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找不到刘濞谋反的证据。勉强和谋反牵扯上事的大致有这么几个：
首先，汉高祖刘邦有过预言，“五十年后东南有人造反”，但这种谶语可靠性很差——尽管司马迁和班固都言之凿凿。其次，刘濞“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很有钱，但他拿这个钱收买人心，亡命之徒、门客死士到了吴国，刘濞管吃管喝，官府还管不着，这就有很大问题。但这种事属于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有钱人的做派，所谓“战国四君子”都很喜欢干这个，也不能算谋反的证据。
最后，晁错提到刘濞几十年不来朝参见，“于古法当诛”。但这个还是事出有因的。汉文帝时期，刘濞的太子刘贤到长安觐见，刘启（就是汉景帝）邀请刘贤一起喝酒下棋。当时两个太子都是年轻人，火气都很大，估计刘启悔棋，刘贤也喝高了，“轻悍”地和刘启吵起来，刘启抓起棋盘砸过去，一下子把刘贤给砸死了。随后，汉文帝派人把刘贤的尸体运回吴国安葬。刘濞恼了：“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于是又将刘贤的尸体送回长安。从此，刘濞衔恨在心，称病不朝。汉文帝后来想想，自己家有很大责任，就借坡下驴，“赐以几杖，许其不朝”。
虽然没有刘濞谋反的证据，但我们也不能说晁错就是错的。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地方势力坐大，终归不是好事。就算刘濞现在不反，并不代表以后不反；就算刘濞不反，但不能保证刘濞的儿子不会反。诸侯国的实力已经威胁到中央政府的生存，不管会不会反，都要削藩，这才是晁错主张削藩而汉景帝大力支持的根本原因。
古人讲，名不正则言不顺,但削藩这种事不能把“就是看你不顺眼，就是想整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话搬出来，诸侯谋反的证据不足，所以晁错就找了其他理由。
公元前154年春天，御史大夫晁错抓住了几个诸侯的“小辫子”：楚王刘戊在太后丧期内与几个女子淫乱——这个理由很牵强，时间都过去大半年了才想起要处理；胶西王刘昂卖官鬻爵——这个理由更搞笑，汉文帝自己都鬻爵……总之，用不是削藩的罪名去削藩。最后，晁错宣判：削去胶西王六个县，削去楚王东海郡，削去吴王刘濞的豫章、会稽两郡。
刘濞是诸侯中的元老，又是实力最强的，本来就对刘启有杀子之恨，现在晁错着手削藩，他终于憋不住了：谁敢削我的藩，我就削他的头。
这年冬天，刘濞联络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楚王刘戊、赵王等七个诸侯国，杀掉国内中央政府派驻的官吏，起兵造反。
刘濞这次下了血本，因为他当时已经62岁，他的小儿子才14岁，就下令国中“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都得应召从军，发兵20余万，号称50万，连同楚国军队，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渡过淮河，兵锋直抵中原。
“七国之乱”，叛军提出的口号是“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我们七个诸侯不是造反，是因为皇帝身边有小人、有坏人，我们要替皇帝清理坏人。
吴楚联军势如破竹，进入中原，天下震惊。听到这个消息，晁错干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他把手下人找来说，袁盎当过刘濞的丞相，收过不少贿赂，整天替刘濞说好话，蒙蔽天子说吴王不会反，“今果反，欲请治盎不宜有谋”。
晁错这种昏了头的主张，连他的亲信都看不下去:没有证据证明袁盎参与了刘濞的叛乱啊，何况现在大敌当前，你治他的罪能打败刘濞吗？晁错一听，犹豫不决。
但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袁盎耳朵里，袁盎异常惊恐，干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初你晁错怎么收拾申屠嘉的，我就怎么对付你。袁盎就连夜去找魏其侯窦婴。
第二天上朝时，窦婴抢先对汉景帝说，袁盎当过吴王刘濞的丞相，对吴国知根知底，陛下可以咨询他有没有平叛良策。汉景帝就召袁盎上朝。袁盎说:我有一计，可让吴楚退兵，但“愿屏左右”。汉景帝就让朝臣都下去，晁错却不走。袁盎说：“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晁错只好退到东厢房。袁盎说，吴楚四处召集诸侯，说晁错削夺封地，离间刘氏宗亲骨肉，这是他们起兵的原因，“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
袁盎这一招戳到汉景帝的心窝里——汉景帝“嘿然良久”，最后说：“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
十几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和廷尉张欧联合给汉景帝上了一份奏疏，以“亡臣子礼，大逆无道”的罪名要求处分晁错。这三个人都是朝廷重臣，分别代表文职、武职和司法界。三人联合上奏，意味着几乎所有官员都认为晁错有罪。
腰斩是古代最为残酷的刑罚之一，一刀从腰部砍下去，人不会立刻死，会痛苦地抽动。这个刑罚一直延续到清代。据说曾有个犯人被腰斩后，还用手蘸血，在地上一连写了7个“惨”字才断气。雍正皇帝知道这件事后，觉得非常残忍，下诏废除了腰斩之刑。
而且晁错赴死，完全被蒙在鼓里。《史记》中说，“上令错衣朝衣斩东市”，看上去汉景帝给晁错留了面子，让他穿着朝服上刑场——意思是没有撤职免职，而是死于任上。实际情况更绝情，《汉书》的记载是，晁错“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不客气地说，汉景帝派中尉骗晁错到朝廷开会，晁错以为有重大事情，就穿上朝服上了车，结果被直接拉到刑场腰斩。
晁错的死，不仅仅因为绝情，更因为他是为了政治理想而被杀，所以当时就“天下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