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电影解析，关于南京历史的电影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历史影视剧就层出不穷，不断受到市场和民众的追捧，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影视复古热潮。这些电影要么指向遥远的历史深处，叙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与人生感悟，要么将目光投向普通个体，书写他们在坚硬历史境遇中的苦难、挣扎和期许。这些新历史影视剧对历史真实和规律性持怀疑态度，采取历史叙事的民间立场和边缘视角，试图对主流历史进行补充或颠覆，其中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真实可查，但情节更多为虚构想象。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试图从人性的角度表现战争的苦难与残暴，展现个体与历史的关系，主体的自我救赎等特征。

　　一、 主体与历史的关系

　　福柯在研究世界与主体关系问题时的一番话，对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体的关系有诸多启示，他说：世界在我们的生活中立即向我们呈现的方式，是一种考验。这一点必须从两个意义上来理解。一是体验意义上的考验，即世界被认为是我们得以体验自身的东西，是我们得以认识我们自己的东西，是我们得以发现我们自己的东西，是我们得以揭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在此意义上，这个世界，这个bios(生活)，也是一种训练，即根据它，通过它，由于它，我们将会培养自己、改变自己，迈向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直至完美的境界。[1]对主体与自我问题的关注，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福柯让我们意识到作为主体的个人在世界(即生活或历史)中所遭受的权力规范抑制着作为自由主体的形成，然而，认识自我要从认识世界与他人开始，主体的觉醒与建构要在与世界(即生活或历史)的不断相遇中进行，这种相遇如同训练，完美的自我主体性将在这种训练中完成。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型理论与此相通，他反对那种普遍性的超然主体的存在，而更乐意突出主体的不稳定性、可塑性(fashioning)、历史性和协商性(negotiation)。在格林布拉特看来，主体的产生绝不是自觉、自动的完全自我塑造过程，而是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合力的产物。或者说，自我的产生纯粹是一个历史事件，它在丰富多样的历史语境中会有无数种可能，它是发展变化的，总是趋于主体之间不断的敞开与遮蔽、不断被驯服与颠覆、不断被他者及自我影响和塑造之中。因此，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就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往往被坚硬如磐石的历史撞得头破血流，然而对于自我塑造的完美境界的追寻，却成为稍有良知的现代人坚守的立场和理想。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去理解饱受争议，却仍旧给人心灵震撼的电影《南京!南京!》，也许会有新的体会。

　　影片主角角川一开始就被战争拉扯着显得神情恍惚，在猛烈的日光照耀下睁开疲惫而茫然的双目，他仿佛听到有人在叫唤，双腿便不假思索而迟钝地循声而往，显然他是一个被动的战争参与者和暴力的执行者，他并没有多少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抉择生死的权力，他始终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游离在战争的边缘。这时角川的主体意识并没有觉醒，他被战争或历史这部机器拖曳着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完全处于屈从、驯服阶段。这个阶段的角川表现出的只是一个睁大惊恐的双眼，麻木而机械地执行命令的战争工具，主体是历史的奴仆，主体的建构和塑型还未开始。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角川在巨大的恐惧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中开枪打死了数个躲在门后的无辜女孩，瞪着眼前成堆的年轻尸体，他那被遮盖的良知和人性第一次显露出来，他语无伦次地说着我不是故意的，并试图用金钱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这是他那被战争摧残的麻木人性的第一次觉醒，但已经分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恐惧、矛盾和焦虑的主体。如果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看到角川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他是一个象征符号，代表着每一个人性未泯的现代主体如何在坚硬的历史存在面前艰难自处。回到新历史主义的自我塑型理论，格林布拉特说：新历史主义的中心点就是对主体性的质疑和历史化[2]……放弃自我塑型就是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就是放弃对自我的固执守护(尽管这个自我有可能是虚构的)，就是死亡……我觉得完全有必要保持这种幻想，即自我还是我自己的主要建构者。[3]人类主体一开始就显得不自由和顾虑重重，总是要受到历史、他者、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束缚，更不用说战争、杀戮、罪恶对自由与完美主体的戕害和摧残。这似乎要引领着我们走入绝望的深渊，然而在死亡与仇恨之外，还有活着的喜悦、关爱的温暖、生命的尊严和自我救赎。在主体与历史的博弈中，不应放弃努力和希望。影片中的角川便是一步步从人性的麻木走向觉醒，最后以结束生命获得灵魂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