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干，不仅是古典诗性文明的一个符号，也是传统文人超越精神坎陷的依凭。凭着阑干，人们可以从困顿中翻上来，完成人生的最终淬炼。

现代旅游景点的玻璃索桥，悬挂着科技文明的魅力。游客游走于被玻璃隔绝的悬崖深谷之上，很容易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征服者姿态，把对象化的自然踩在脚底。而亭台楼阁上的阑干徙倚，则是传统中国融入自然的一种温和方式。人们的手脚可随意伸出阑干之外，掬一怀淋漓山色、水月空濛，或拍一拍阑干的尘土，抖落烦襟，仰天长啸。

阑干是有局限的，不像索桥一样横行，无法任意抵达自然的深渊或腹地。它谦逊地矗立着，并非空间上的切分，只意在提供一个支点，让孱弱的文人得以倚靠。在阑干前，人们可以思接千载、神游天地，犹如“荡胸生层云”，天地元气涤荡来自尘世的躯体。

传统文人洒泪的场域

主编过《十字街头》的鲁迅说：“你所深恶的和期望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么？”如果说哲人哭泣的场所多在十字街头，在分叉而迷茫的小径，如墨子的“见歧道而哭之”，如阮籍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那传统文人洒泪的场域，则是那倚不尽的“碧城十二曲阑干”。

北宋庆历五年，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岳阳楼修葺一新。范仲淹收到好友滕子京的书信以及一幅《洞庭晚秋图》。看着这幅图，从未去过岳阳楼的范仲淹，写出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登临凭阑的经验是相通的，即便换成其他楼台，范仲淹也注定能影响文学史与思想史。

滕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与范仲淹同在大中祥符八年举进士，古称“同年”或“同学”，是一生友谊的开端。滕子京在仕途上得范仲淹举荐，孰料庆历四年遭人弹劾，贬岳州巴陵郡。在巴陵，他勤政为民，建学校，筑防洪长堤，也重修了岳阳楼。

岳阳楼修缮完毕，不少同僚前来参加落成典礼，但滕子京极度悲伤。据宋代笔记《清波杂志》记载，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阑大恸数场”。

在滕子京看来，岳阳楼的功用，无非是让他“凭阑大恸数场”。这句牢骚话，无意中点出了古典诗文“登高”“凭阑”题材的主旋律：“恸”——深沉的悲痛，亦即陈子昂吟唱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登高能赋者可为大夫

古典文学中很早就对登高有过描述。《诗经》记载，“升彼虚矣，以望楚矣”“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楚辞》 曰：“登大坟而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古籍中还提到“君子九能”，其中之一就是“升高能赋”。班固《汉书·艺文志》甚至直言，“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古人登高，一般有三种情形：

第一，重阳节登高。古人以“阳”称九，农历九月九日称为“重阳”。据梁吴均《续齐谐记·九日登高》记载，这一习俗始于桓景和费长房。桓景是费长房的学生，费长房又是“壶公”的学生，所学为得道升仙之术。一日，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家中当有灾祸，宜急去，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缠系手臂，登高，饮菊花酒，则此祸可除。桓景照着费长房的话做，登山回来后，见家中鸡犬牛羊全部暴死。久而久之，重阳节的习俗中就有登高饮酒、带茱萸囊。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明确写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第二，农历正月初七登高。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登高赋诗。”

第三，游历山水，遇名山大川，登览一番，随之进行文学创作。

中国古典诗文“登高”的典范之作，是屈原弟子宋玉的《九辨》。它奠定了“登高”文学的两大基调：景与情。景色是“萧瑟”“摇落变衰”，所以柳永有了《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情感则是“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所以辛弃疾有了《水龙吟》：“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意境：无数次拍打阑干，拍打浊世的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