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是一种微型寄生虫，它吞噬人体组织以维持生存。一些微寄生虫能引起急性疾病并迅速杀死宿主，而另一些能与人类宿主形成稳定的平衡关系并能在人体内长期存在。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他的《瘟疫与人类》一书中把征服者和病毒相提并论。当征服者入侵一个地区时，农民或其他劳动者被迫支持他们。以寄宿者身份生活的劳动者有时会因为食物和谋生手段被入侵而死亡。麦克尼尔称这种关系为“巨大的外星人”，而征服者被称为“巨大的寄生虫”。

每种动物都以其他生物为食，人类已经将这一规则发挥到了极致。早在古代，人类的狩猎技能和能力就已经超过了其他食肉动物，爬上了食物链的顶端，几乎没有被天敌吞噬的危险。正如病毒的危害程度不同，大寄生虫也呈现多样性，其中一些可能很快致命，就像狮子和狼捕食人类或其他动物一样。另一些则允许宿主无限期存活。

在原始部落形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食人几乎构成了相邻人类群体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时，征服者以一种非常残忍的方式寄生，就像一种凶猛的病毒，杀死人，吃掉主人的身体并占有所有人。

后来，当食物生产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时，一种更温和的巨大寄生现象成为可能征服者从生产者手中攫取并消费食物，从而成为依赖生产者谋生的新寄生虫。特别是，它们出现在肥沃的土地上这一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完全有可能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巨大寄生模式。

事实上，早期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个模型上的。胜利者不再杀戮和毁灭，而只是从被征服的群体那里获得一部分收获，为掠夺者留下足够的食物，让他们年复一年地生存下去，以便长期支持征服者。在早期，人类文明的寄生基础相当严重和明显。后来，随着城乡互利模式的发展，只有体现在纳税上的寄生单向性被逐渐消除。然而，在开始的时候，那些被压榨的农民支持住在城市里的牧师、国王、军队和他们的仆人。农民受到某种不确定性的保护，以避免被其他更残忍和目光短浅的掠夺者入侵。他们付出了很多劳动，但得到的回报很少。秦朝的商鞅是中国古代最聪明的统治者，以实施严厉的刑法而闻名。在他的《尚军》一书中，他提出了“愚弄人民、弱者、筋疲力尽的人民、穷人和侮辱人民”的“控制人民的五种技巧”通过所有这些策略，统治者像病毒一样侵入人民的身体和灵魂，而不必使用刀和枪，人民没有抵抗，必须顺从地喂养国王。他们不是向统治者提供食物，而是崇拜神圣的国王，最终形成了一种持续了一百代的忠诚文化。

食物和寄生虫之间的共生关系巩固了人类文明史，在人体内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白细胞是人体防止传染病感染的主要元素。它们可以有效地消灭人类入侵者。它们不可消化的部分变成了寄生虫，消耗人体内的营养，使人变得虚弱。如果

病毒很快杀死它的宿主，它也会陷入生存危机。它必须很快找到新的宿主。因此，经过几代人和相当数量的族群的长期相互调试，人类宿主和病毒将产生一种相互适应的模式，使双方在容忍中共存。几千年来，人类征服者，被称为巨大的寄生虫，也与人们达成了一种适应模式——人们放弃一些劳动和权力的果实，而征服者(统治者)提供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