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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司礼监鹬蚌相争皇帝渔翁得利,大明亡国和这些有关吗?

2019-06-10 12:21:26 作者:

  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趣历史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明朝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明代诸帝除了朱元璋、朱棣等少数几个有为君主外,大多昏庸无能、荒于政务。但吊诡的是,明代的皇权又是高度集中的,任何时候皇帝的权威也都是至高无上。太阿之所以没有倒持,主要得益于明代的政治体制,皇帝利用内阁和司礼监的分权,达到了牵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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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初内阁制的形成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祖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兴起大案,诛杀了丞相胡惟庸。随后又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废除丞相制度不仅是明代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表明中国封建社会中君权与相权长期矛盾斗争,至此画上句号。

  丞相制度废除以后,朱元璋提高六部的权重,但少了丞相从中周旋,所有政务都压在了皇帝一人之身。即便是以勤政著称的朱元璋也认为难以应付,他不得不承认:“朕尝思之,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

  为了缓解这一压力,朱元璋与废除丞相当年,便设置了“四辅官”,让他们协助办理政务。尽管这个制度后来也宣告流产,但这正是明代内阁制度发展的一个雏形。

  明成祖即位后,为了更好地强化皇权,同时又为了减轻政务负担,开始设立内阁“始开内阁于东角门”,挑选了7名翰林官入职文渊阁参预机务。因为文渊阁在内廷,所以便有了“内阁”这个称呼。

  内阁成员俗称阁成,也叫殿阁大学士,或简称大学士。这个由7人组成的内阁队伍便是明代的第一批阁臣。关于内阁,《明史·职官制》中如此描述:“殿阁大学士,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悔,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

  可以看出,“票拟”是内阁的最主要的权力,所谓的票拟就是先对各部奏章先提出初步意见,然后交给皇帝“批红”再付诸实施。不过票拟这个权力在明成祖时期尚未出现,直到明宣宗时期,内阁因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权势重大,才获得了票拟的权力。

  而且,作为离皇帝最近的权力机构,内阁还可以允许和皇帝一起议事。同时内阁成员还有一个特权,那就是可以向皇帝“密揭”。按照明代制度,六部九卿上疏言事,必须通过通政司转呈,然后由宦官转给内廷才能到皇帝手中。只有内阁成员才能直接上上达天听,以至“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

  然而,明成祖虽然信任内阁,但是阁臣们的品级却不高,仅仅是正五品。这就导致了内阁在处理很多重大政务时,六部高官掣肘的现象。有鉴于此,仁宣时期阁臣的地位迅速抬升,原来正五品的内阁学士,转而跻身公侯尚书之列,内阁的势力也因此超过六部。

  二,首辅制度的确立

  随着内阁权势的提高和阁臣品级的尊崇,内阁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阁臣在名义上地位是不分尊卑的,但到了明中叶以后,开始出现了“首辅”制度,首辅往往是根据入阁的先后、资历的深浅,以及皇帝的旨意,在阁臣中挑选一人担任。首辅之下为“次辅”,其余内阁大学士作为他的助手,权力较首辅要小很多。

  自首辅制度形成后,实际上又恢复了丞相的很大部分权力,因此内阁首辅号称是“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但即便如此,首辅与丞相还是有着本质区别。

  首先,丞相具有裁决机宜的执行权,遇事可以上奏执行,甚至可以先斩后奏;而内阁首辅却没有宰相的实权,事无巨细都要向皇帝汇报,请旨定夺。衡量首辅权力大小,主要取决于皇帝对他们信任程度,因此,明代的首辅权力轻重一直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中。

  其次,丞相是最高的行政长官,有自己的相府以及诸多属官。而内阁则不同,它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首辅亦非最高行政长官,六部也不是它法定的下属,有时,阁臣的品级甚至还不如六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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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丞相只有位极人臣者才能跻身相位,但阁臣却未必。明初时只有正五品,到了后来入阁之人往往也是先被任命为礼部侍郎或尚书,再以兼任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参预机务。

  三,内阁和司礼监分权

  票拟是内阁最大的权力,但是否批准则取决于皇帝的“朱批”。换句话说,票拟只是提出初步意见,而朱批则是皇帝的最后拍板。不难看出,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正因为如此,即使向嘉靖、万历那样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仍然可以“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前面说过,明代皇帝勤政者少数,大多厌倦政务。事实上,真正拥有批红大权的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掌大太监。“口含天宪”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根据皇帝的旨意批答臣僚的奏章,传谕诏书,在一等程度上成了皇帝的代笔人和代言人。正因如此,宦官借着皇权操纵朝政成了明代的一大特色。

  明中后期,皇帝往往深居内宫,而将宦官视为心腹,故而几度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这样一来,内阁和司礼监便成了皇帝左右手,形成了内阁和司礼监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

  内阁和司礼监的争斗一直是此消彼长,互有胜负。很多时候,司礼监抓住“批红”的特权,将权力延伸到了外廷,影响了内阁的职权范围,甚至是操纵内阁,将自己凌驾于内阁之上。清人赵翼就为此评论:“明代首辅权力虽重,而司礼监权力又在首辅之上。”

  因此,内阁为了保权保官,就必须要和司礼监搞好关系。如嘉靖朝严嵩和万历朝张居正,都是因为擅于搞好同司礼监的关系而权倾朝野的。原本相互牵制的两方合穿一条裤子,皇帝就势必会被蒙蔽,皇权也势必会受到威胁。

  但更多的时候,内阁和司礼监都是处于对立中。随着明朝后期政治的日益腐败,皇权和阁权出现了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官宦的权力也急剧膨胀。内阁与司礼监之间的争斗,皇帝也往往更加偏袒后者。

  嘉靖时期的内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一个内廷太监曾形象的说:“昔张先生(张璁)进朝,我们要打躬;后夏先生(夏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严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

  从嘉靖朝三人首辅对宦官的态度中变化中,不难看出宦官势力的上升和阁臣势力的衰微。隆庆至万历初年,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先后辅政,当时虽说是阁权较重的时期,但徐阶因得罪宦官而被放逐。张居正因为秘密结好冯保才得以取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

  至于明末时魏忠贤专权时期,内阁就形同虚设,很多阁臣不惜卖身投靠。当时,魏忠贤被称为九千岁,凡是内阁补用的大臣都要看他的脸色。朱元璋在《大明律》中曾明确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交结,泄露机密者,皆斩,妻子流放三千里安置。”

  显然,朱元璋对朋党和内外勾结的打击十分严厉,但我们发现,明代的党争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历朝历代。党争的双方拉帮结派,纷争不断,互相倾轧,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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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上讲,这种纷争对于皇帝来说是有利的。但随着争斗程度的逐渐加深,阁臣之间,内阁和宦官之间的党同伐异,进而形成了后来的门户之争。晚明时期,这种争斗更是搅的国无宁日,而皇帝又多无能,不能掌控局面,最终导致了国势日衰。因此,晚明思想家黄宗羲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这话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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