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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都有着哪些著作理论?对后世有着哪些影响

2019-03-23 21:41:37 作者:

  李零在《中国方术考》对于古书的成书有精辟论述:

  古代写书不易,读书也不易,知识与思想的传授往往局限于同一门派的师弟之间:学术必须亲炙师教才能学到东西,而老师也必须开门授徒才能传播主张。因此古人最重“师说”(老师之说)和“家法”(授受源流)。

  古代的“师说”当然要由“书”来体现,但《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古人看来,“书”是远不足以穷尽“师说”的……但在古代,老师的传授一般没有“书”,往往是靠口传心授……只要学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师说,自立门派),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记录老师的言论,疏释和阐发老师的思想,而且还往往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整理和附益统统归于老师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也就是说“著作权”可以并不明确,但“师说”和“家法”必须毫不含糊。这对理解古书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点。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后宾客或子孙撰订,不必手著。”

  章学诚对古书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阔的认识,他说:“古人为其学者效其言,其于文辞,不争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据也,何伪托之有?”《文史通义·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断诸子为伪书,往往是以“私言”来衡量诸子的“言公”。《文史通义·言公上》对于诸子书中出现后世事,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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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颁行“挟书律”。汉因秦律,汉初“挟书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汉初墓葬出土的简帛文献,范围仅仅限于“医药、卜筮…法令”之类。汉惠帝四年(前 191 年),废除“挟书律”,士人方始得捡拾焚烬,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遗留书籍。

  先秦到汉初,子学兴盛。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统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结束,诸子开始走向衰微。在诸子开始衰落的同时,道教开始兴盛起来②。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变;道家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始终不曾泯灭③。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然诸子传说,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诸民间。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即经、传、诸子、诗赋),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此之求书,即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诸子传记充牣中秘,郡国绝少传书。故河平、阳朔之间,东平思王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白:“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①

  正如罗焌在《诸子学述》所说,汉时诸子之书,藏在秘府,非其亲近,不能与目。有欲学者,求之则不得,借之则不与。是又变私学为官学,仍袭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学之衰,谓非当日君主专制之弊,吾不信也。诸子之初兴也,因周末之王纲解纽;其废坠也,因秦制之以吏为师。自余诸因,皆缘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学,直至近世,始有复兴之机②。

  司马氏说:“我们认为,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著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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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著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如《管子》记管仲临死及死后事,《庄子·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④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⑤。

  如禅宗要集《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位完整的写本较传世的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慧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⑥。

  梁阮孝绪(479—536)说:“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⑦”《七略》搜集宋齐以来各家藏书目《七略》《七志》等,并与官修目录《文德殿书目》参校,总集众家而成。诸子类归属于《子兵录·道家》,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七录》,说明南宋时此书仍有见存于世者。今仅有《七录序》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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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藏书家多有藏书目录。南朝梁任昉编成了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梁书》卷十四《任昉传》:“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七录序》:“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献的流传,无论内容或形态均不免发生一些变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书籍,到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了 552 家,仅存 44 家①。

  即使《史记》,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汉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补撰,班固修《汉书》时“十篇缺,有录无书”。《史记》及《诗经》这种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序》:“汉、隋、唐、宋之史,皆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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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古说之真妄者,孟子发其端,王充畅其绪,至唐刘知几为《史通》,有疑古惑经二篇。清崔述著考信录,竟谓战国、秦、汉之书皆不可信矣。今考诸子学说,自前汉刘父子作《别录》《七略》,已辩及子书之真伪。其所谓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学说,而后人传之口耳而著录之。如孔子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子夏亦口传与公羊高,又四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是也。前清末叶,习训诂学者,奉尔雅为圣经;习今文学者,守公羊为宝典。独至诸子之出于依托或增加者,则群斥为伪书①。《文史通义·诗教上》章学诚“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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